新法兰西时期形成的法裔魁北克社会结构和民族文化传统经历了《魁北克法案》和《1791年宪法》一直保存到二战前。尽管受到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早期工业化的强大冲击，但这种工业化并没有真正触及魁北克人的思想，他们仍停留在天主教的思想中。到二战时，魁北克基本上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农业社会。
“平静革命”的前奏
第二次世界大战刺激了魁北克的经济复苏。以此为契机，经济迅速发展扩张。战后的魁北克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到思想观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改观。
（一）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迅速推进与心中间阶级的兴起
二战爆发后，魁北克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以制造业和采矿业为例，作为加拿大面积最大省份的魁北克，本来就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战争又进一步带动了魁北克的军工生产，结果，刺激了采矿业和制造业的空前繁荣。从1939年到1950年，魁北克制造业投资额增长188%，制造业产量增长92%(p. 278)；采矿业的净产值也从1945年的0.59亿加元升至1960年的2.46亿加元[2](p. 251)。美国大量的资本投资，以及当地廉价而充足的水电资源，也成为魁北克经济大发展的动力。
同时还加速推动了工业的升级。从1946—1965年，魁北克初级工业的产值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3.4%降至6.7%，其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也从26.8%降至8.4%。次级工业，包括建筑业和制造业，在战后二十年后迅速发展，到1966年吸纳了75万就业人口，次级工业的产值从1946年的120万元增至1966年的510万元，增长了三倍。第三产业也有了迅速的发展，到1960年时，第三产业像商业、通讯、金融、公共管理、教育、医疗卫生和娱乐等，其产值比战后初期增长了20%，产值比重达到55%，而在1940年仅占41%。实际上，第三产业增长最快，就业人口每年增长3.6%，而产值每年增长8.9%[3](p. 9-10)。
（二）农业人口的比重大幅度下降
整个40年代，法裔农业人口减少近50%，由1941年的41%降至1951年的21%，但其中仅有40%迁往城市，其余60%主要集中在村庄、乡镇，从事采矿和纸浆业。到50年代，情况大为改观，农业人口下降到总人口的13%。与40年代不同的是，绝大部分人口直接移居魁北克和蒙特利尔等大城市。到1961年时，魁北克法裔城市人口已达到71%[3](p. 11-12)。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尤其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产业工人中白领工人和熟练技术工人的比重相对于蓝领的非熟练技术工人和农业工人大大增加。尽管数量较少，但在蒙特利尔大学和拉瓦尔大学里的自然科学、现代社会科学及现代管理学等专业接受教育的法裔加拿大人逐渐增多，并供职于英裔企业。这样，一个全新的阶层就在魁北克悄然崛起。他们大多是在英裔企业中从事管理或掌握专业技术的“白领”和技术熟练工人，主要包括一些专业职业人员，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和其他职业人员，如一些教员、公司职员，记者和推销员等[4](p. 62)。法裔学者将这一新生社会力量统称为“新中间阶级”（new middle class）。
不同于由律师、医生、公证人、商人和农场主所构成的“旧中间阶级”，新中间阶级通常受过专业训练，受雇于人，“他们的知识相当于商人的资本，但毕竟他们不拥有资本，因此在目标上和利益上他们与法裔商人有很大的分歧”。魁北克新兴中产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从本民族利益出发，要求摆脱因魁北克经济落后而倍受外国资本家及英裔加拿大人剥削和歧视的现实，迫切希望魁北克能赶上加拿大其他英语省份，提高效率，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在他们看来，要做到这一点，天主教的传统思想与教育构成了现代化的障碍。
（三）魁北克经济的缺陷以及法裔加拿大人经济地位的低下
二战以来，由于美国资本的大量渗透，魁北克工业经济、尤其是基础工业，绝大部分被“美国投资者和英裔加拿大人资本家联合掌控”[5](p. 186)。到1961年，外国公司控制了魁北克42%的工业，其中，美国的投资额占74%[6](p. 186)，其余绝大部分由英裔加拿大人控制。另外，利润高的垄断性经济部门完全由英裔人和外国资本控制，而法裔加拿大人拥有的则是利润低的竞争性部门。为了能够获得高额利润，他们只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消费品。因而魁北克的重工业业比较薄弱，和邻省安大略相比，1955年时，其重工业（钢铁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只及安大略制造业的30%，即使是在魁北克本省的比重也只有13%[3] (p 10)。法裔私人企业发展在战后甚至出现了倒退。
魁北克法裔加拿大人工资收入也低于外国人和英裔加拿大人。到60年代初，在魁北克企业的经理阶层中，英裔所占比例几乎相当于其人口比例的2倍。绝大部分在第一、二产业中从业的法裔加拿大人的地位和收入，都明显低于英裔加拿大人。加拿大经济委员会前任主席安德烈·雷诺德（Andre Raynauld）1961年在对魁北克工业企业的调查中指出：“法裔加拿大人、非法裔加拿大人（主要是英裔加拿大人）和外国企业机构的人均产出，分别是6,500、8,400和12,000元，企业机构的法裔加拿大人工资水平低于外国30%，低于非法裔加拿大人12%”[4](p. 57)。法裔中产阶级大都也只是外国资本家和英裔资本家的雇员而已。
（四）新民族主义的兴起
政治上把持政权的乡村保守势力却仍坚持认为，只有保存法裔加拿大人的传统乡村社会，才能维护法语文化，才能保证自己的民族不会被英裔加拿大人同化。在魁北克居于统治地位的天主教会，更是顽固地反复坚持强调：“法裔加拿大人的前途在于农业，工业化和都市化是对家庭和宗教的威胁。”[7](p. 422)作为这股社会势力政治上代表——杜普莱西斯政权在1944年再次上台后，愈加保守，维护乡村保守势力和天主教会的利益，维护传统社会秩序。
工业化和城市化趋势正改变着魁北克法裔的社会结构，法裔加拿大人的传统价值观和文化结构解体，天主教教会的政治和社会权力也随之削弱。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法裔新中间阶级的知识精英，认为魁北克的乡村保守势力和天主教会应为法裔魁北克社会保守与落后承担责任。他们在关注法语文化传统和语言保存的同时，更关注魁北克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提升，并且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积极改革的强有力的政府机构，加强和扩大政府的经济干预力量，实行国有化政策；只有法裔人自己控制了魁北克的经济，克服魁北克经济的依附性，才能发展法裔民族经济，彻底改善和提高法裔加拿大人的经济社会地位，魁北克的文化和特殊性才能得以保存。
一批新中间阶级知识分子开始猛力抨击天主教势力和拒绝改革的政府。画家保罗—埃米尔·博尔迪亚（Paul-Emile-Borduas）把一批反对魁北克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代表人物聚集在一起，以他为首的15名“自由主义画派”在1948年共同签署一项改革宣言——《全面拒绝》（Refus global），向魁北克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尤其是宗教观公开挑战，呼唤言论自由，成为激进社会改革派的宣言书。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创办的一本小杂志《自由城》（Cite Libre），宣传自由主义思想，提出关于教会世俗化改革主张[4](p.26)，也在魁北克产生了强烈共鸣。皮埃尔·拉波特（Pierre Laporte）则在《责任报》（Le Devoir）上揭露政府的腐败，要求社会变革，实现经济的富足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愈来愈多的法裔人认识到，没有法裔经济的发展，要维护法裔文化也是不可能的；要发展经济和维护法裔文化，没有政府的干预是不可能的。这样，在魁北克，传统的法裔民族主义就逐渐发展成以国家为中心的魁北克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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